來源：7月4日《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惠小勇

楚風(fēng)漢韻，千古風(fēng)流激蕩。若問最能體現(xiàn)湖北文化的關(guān)鍵字是什么？或曰“變”，如楚地所崇尚的鳳凰圖騰、九頭神鳥，于風(fēng)云際會間辨形察勢、求新求變，遂鑄就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的風(fēng)骨。

這一觀察著眼于人的精神氣象，然若循“一方水土一方人”之理，自地理觀歷史，“變”猶非湖北文化之根柢。九省通衢，得中獨厚，此地理形勝映射于歷史文化，最鮮明的特質(zhì)，就在一個“融”字。“變”，實由“融”所衍生。

地理觀史：山川形勝孕交融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長江奔流兩千里，潤澤鄂東、鄂中、鄂西三域。

先觀鄂中，漢水偕涢水、府澴河等支流，于江漢平原鋪陳入江。大洪山巍然其間，分出荊襄古道與隨棗走廊。從地圖上看，大洪山與荊山所夾荊襄古道，略呈東北—西南走向，走勢若“人”字一撇；而大洪山與桐柏山相峙的隨棗走廊，呈西北—東南走向，如“人”字一捺。在這兩條“人”型古道上，演繹了數(shù)千載南北交融的大劇。

荊襄古道，連襄陽、荊州，是魏蜀吳三國逐鹿的通衢?！度龂萘x》于此著墨甚重，涉襄陽、荊州各約50回，提及這一區(qū)域的地名有80多個。劉備自河南新野入鄂，經(jīng)樊城、襄陽、當(dāng)陽，于長坂坡脫困；自借荊州成就霸業(yè)，至關(guān)羽守荊州卻敗走麥城，其進退軌跡，皆烙印于這條古道。

隨棗走廊，以隨州為腹地，延及棗陽、安陸、京山等地，商周時稱“金道錫行”。這里是商周人南下控扼長江中下游銅錫資源、經(jīng)略江漢地區(qū)的要道。那時的青銅被稱為金，已成為禮器、兵器等“祀與戎”的主角。因此周成王分封“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公適的后裔為曾侯，世代鎮(zhèn)守這一區(qū)域，如曾伯桼簠上的銘文所言“克逖淮夷，抑燮繁湯，金道錫行”。

扼長江之腰，湖北自古即為東西連檣的水上要道。特別是武漢，雄踞漢水、長江交匯處，江漢朝宗，一城鎖鑰，南北樞紐。盤龍城、鄂州、武昌、江夏、漢陽、漢口，歷代重鎮(zhèn)相繼而起。登黃鶴樓遠眺，江漢合流，晴川歷歷，不由慨嘆：兩江風(fēng)流，盡收于一樓！

鄂西山地，我國大陸第二階梯的核心地段。自北向南橫亙的秦巴余脈、武陵余脈并非荒脊之地，其溝谷縱橫間隱藏著距今200萬年的建始直立人、距今100萬年的鄖縣人、距今75萬年的梅鋪人、距今50萬年的白龍洞人、距今5萬年的黃龍洞人，以及距今七八千年的城背溪人等遺址。南部武陵山區(qū)，是西南各民族從云貴高原向江漢平原開放的通道。北部漢水河谷，則為“朝秦暮楚”之長安后苑。正所謂“地接秦巴通吳越，云連黔蜀控三湘”，共同實證了華夏“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

鄂東崗地，大別山、幕阜山夾擁大江，憑天然河谷、關(guān)隘與人工驛道勾連四方。雖非古時干線樞紐，但“水從霄漢分荊楚，山盡中原見豫州”，正是這種半隱半彰的地理環(huán)境，在吳楚碰撞交流、晉唐禪宗興起、宋金邊防對峙、明清大規(guī)模移民等方面，發(fā)揮了特殊的節(jié)點作用。比如今廣水北的武勝關(guān)、麻城北的穆陵關(guān)就是南宋抗金的要隘；麻城孝感鄉(xiāng)，是明清“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重要中轉(zhuǎn)站。

歷史觀融：千古脈絡(luò)匯華章

南船北馬，東西連江，這種三角形的水陸要沖組合，使得湖北雖無陜西、河南的古都形勝，但在融通方面卻是獨步天下。因貫通九州而融通華夏，湖北遂成牽動華夏歷史走向的要角，融合主線一脈相承。

百萬年前直立人時期，恩施建始人、十堰鄖縣人（新近出土完整3號頭蓋骨）與重慶巫山人，已昭示此第二階梯山水環(huán)抱之地，早在遠古時期就是古人類相對密集的活動區(qū)域。

至新石器時代，江漢平原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堪稱長江中游最早的“城市群”。屈家?guī)X出土的蛋殼彩陶、彩陶紡輪、炭化稻粟顆粒，印證其為史前文化“十字路口”。石家河玉器中獠牙、蒜鼻、縱目、大耳等造型，陶器上架著“天線”的神秘人像，顯示其對上游三星堆祭祀文化的深刻影響。石家河城址的興衰變遷，亦與“禹伐三苗”史載相契，折射了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自晉、豫南下交融的痕跡。

到了青銅時代，距今3000多年的盤龍城遺址，與三星堆祭祀坑年代相若，出土的青銅器和許多煉銅用的坩堝及陶缸，表明這里是商王朝經(jīng)略南方銅礦資源最為重要的一個銅冶煉中心，不僅是南方銅、錫原料北運的中轉(zhuǎn)站，更將先進青銅冶鑄術(shù)播揚長江中下游，亦奠定武漢“城市之根”的定位。

楚國八百載，由篳路藍縷，至巴楚爭鋒、問鼎中原、經(jīng)略淮泗、拓地吳越，即為一部融匯南北、承接?xùn)|西的歷史。尤自西周成康時期至戰(zhàn)國中后期，楚、曾并轡經(jīng)營江漢約七百載。曾國，是宗周禮樂文明的正統(tǒng)承祧者與創(chuàng)新者。以編鐘為代表的禮樂，與以楚辭為典范的詩歌，并峙為曾楚文化雙峰，完成了以道家文化為底色的楚文化與以儒家文化為精髓的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淬煉出“守正不守舊”的文化品格。

后世歷史分合，湖北常為交流碰撞的核心場域。屈原行吟澤畔、昭君琵琶出塞，楊堅龍興隨州、劉秀起步棗陽（當(dāng)時屬南陽，今屬襄陽），隆中三分天下策、赤壁一炬定鼎局，宋遼拉鋸、岳飛抗金……這里的人，這方水土，一直在南北交融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及至近代，張之洞興辦洋務(wù)、創(chuàng)辟新學(xué)，湖北再一次成為文化交流復(fù)興之淵藪?！拔┏胁摹?，一批又一批各領(lǐng)域英才在民族危亡關(guān)頭挺身而出，印證了楚文化在中華文脈綿延中浩蕩傳承，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基因。

融合觀承：古韻新聲續(xù)知音

“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荊楚文化得中獨厚、融通華夏。

回望近現(xiàn)代革命與建設(shè)洪流：從武昌首義槍聲，到北伐鐵流、國民政府遷漢；從中共五大、八七會議，到紅軍主力留深痕于鄂；從武漢會戰(zhàn)粉碎日寇速勝迷夢，到中原突圍揭解放戰(zhàn)爭序幕、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拉開反攻序章；從新中國成立后的工業(yè)重鎮(zhèn)，到新時代暢通“雙循環(huán)”、中部崛起的戰(zhàn)略支點，湖北舉足輕重的戰(zhàn)略作用始終明顯。

欲賡續(xù)發(fā)揚此戰(zhàn)略作用，需以“融通”作為湖北彰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最具分量的特質(zhì)。

其一，楚文化不可囿于楚國。應(yīng)更加重視梳理、展陳楚國之前文化——或可稱“先楚”或“古楚”文化。楚國貴族溯祖中原，然全體楚人非盡南遷。實乃先楚原住民、北下之眾、順江之族、溯江之民，融匯而成“篳路藍縷”之路。

其二，應(yīng)更彰顯楚文化對于中華一統(tǒng)的貢獻。秦并楚后，楚政權(quán)雖亡，但楚文化精髓已全然匯入中華大一統(tǒng)洪流，成為主流之一。屈原所代表的上下求索精神、憂國憂民情懷，早已融入中華文明血脈。秦末楚漢之爭，實為項羽、劉邦兩楚地英豪相爭，劉邦所建立的漢朝，正是以“融”為主旨，完成了漢民族從心理到文化的統(tǒng)一。

其三，對湖北傳統(tǒng)文化的概括，“曾楚”并稱或較慣用的“荊楚”更為周全?！扒G”“楚”本為同種灌木的不同名稱，所謂“異名同實”，指代地域亦大抵重合。故還原曾楚文化交融互鑒的史跡，“曾楚”更具歷史包容性。

湖北歷史文化的精髓，恰如長江與漢水的匯流，在數(shù)千年文明積淀中凝成了獨特的“融”之氣韻。此“融”，非簡單疊加，而是歷史長河淘洗而成“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態(tài)——既葆楚文化“驚采絕艷”的個性，復(fù)以包容胸襟吸納四方文明。一個“融”字，盡顯湖北地域文化的連續(xù)性、包容性，與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契合。

今湖北擘畫“神武峽”“赤黃紅”兩大文旅主軸?！吧裎鋶{”自鄂北武當(dāng)起，向西南串聯(lián)神農(nóng)架、長江三峽、恩施大峽谷，集七處世界級自然文化地標、十二處國家5A級景區(qū)；“赤黃紅”起鄂南荊州，由東南向東北經(jīng)咸寧、武漢、紅安，連洪湖、赤壁古戰(zhàn)場、黃鶴樓、紅安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qū)紀念園等景區(qū)。

兩條弧線，一西一東，恰似石家河彩陶紡輪上流轉(zhuǎn)的太極旋紋，將湖北的秀美山川、厚重人文，融匯于萬物回旋、陰陽相濟的太極意境中。徜徉于這高山流水承載的綿長文脈間，定能深切感知“知音湖北”無處不在的精彩魅力。